有人形容：牌坊，是历史授予古徽州的勋章。
此语读来凝练而经典。
牌坊不仅带有历史声息，它也是文化上贯穿古今的彪炳。
你能在牌坊上读到古徽州的人文底蕴，那一笔笔工细而精美的勾勒。
未进歙县古城，便能在阳和门的门洞，迎头看见一座大牌坊，非常壮观。
这就是古徽州最著名的许国石坊。
许国石坊被奉为中国牌坊建筑史上的巅峰之作。
其一是它的宏大。高11米多，由前后两座三间四柱和左右两座单间双柱三楼式的石坊组成，占地78平米。
仅立于四方的石狮就有12座。这样的排场，全国罕见。
其二是做工精美，其石雕工艺，以巧夺天工来形容也不为过。
仿木构造建筑，有脊、吻、斗拱，全都是拿大石头当木头刻。每一坊石柱，每一道梁坊，每一块匾额，每一处斗拱和雀替，皆为精细的雕刻。工艺之精湛，令人叹为观止。
牌坊上题字，出自明代书画大师董其昌的手书。此人中过进士，做过礼部尚书，其书法被后人称为“书中神品”。
此牌坊的“巅峰”感，还有一个上不了台面的缘由。
我们理解的牌坊制作，通常都是由圣旨旌表，或是乡邻称颂，立个牌坊以为纪念。但这座牌坊却是本人亲自监修，确定牌坊规模与样式。很像自己造了个特大勋章，颁发给自己。
此人叫许国，他就给自己立了个古徽州乃至于全中国最大的牌坊。
按当时的礼数，你无论多有权势，是臣民的身份，就只能立四脚牌楼；而许国偏给自己立了座八脚的。
许国何许人也？歙县县城人，嘉靖乙丑（公元年）的进士，嘉靖、隆庆、万历三朝重臣。
坊上“少保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是许国的主要头衔，个个举足轻重，
许国石坊建于明朝万历年十二年(公元年)。
此年九月，许国因平定云南边境叛乱有功。边乱平息一月之后，万历重赏群臣，许国被赞为“协忠运筹、芪著劳绩”，受到了“加恩眷酬”。
上沐皇恩，许国回到老家歙县，便催动府县，兴师动众，建造了这座千古留名的大石坊。
这栋八脚牌楼还有一段传说。
当时徽州达官显贵、乡绅巨贾众多，四脚牌楼林立。许国是地方的骄傲，如果只是造一座四脚牌坊，无法体现他的官重威显。如何才能建造一座与众不同的牌坊呢？
许国建这座牌坊前后共拖了七八个月才回朝复命。由于超假，许国跪在殿上久默无声。皇上责备说：“朕准卿四月之假回乡造坊，为何延为八月？建坊这么久，莫说四脚，就是八脚也早就造好了。”
许国听了，顿时口呼万岁，奏称“谢皇上恩准，臣建的正是八脚牌楼。”
皇帝听了哭笑不得，开了金口又不能反悔。就这样，许国所建的石坊也就因此“合法化”了。
据专家考证，全国也就只有这么一座八脚石坊。
这个传说十有八九属杜撰。今日的“许国石坊简介”中，特地标明“赐建牌坊”。
没有皇帝的特批恩宠，再借给他许国几个胆，断不敢如此妄为。他做过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明知这是触犯大忌、蔑视礼法的狂妄。
古徽州牌坊多而齐全，一个牌坊就是一部大书。
从源头上讲，中国思想史上起着重大影响的学派新安理学（史称“程朱理学”），其奠基人程颢、程颐及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祖籍均系徽州（包括了后来被割到江西去的婺源）。南宋前期至清乾隆年间，新安理学在徽州维系了多年，对徽州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朱子提倡读书，认为穷理之要，必在读书。古徽州一带读书好学风气，已经成为传统。缙绅之家往往自编教材，由父兄率子弟诵读。
古代理学家对理欲、心物、义理、天人等概念的意义，关系的追问和逻辑论证，提升了徽州文化的理性思维，培养了深厚的理性主义传统。
新安理学恪守朱熹的义利之辨，反复颂扬“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思想，学子以之为书院学规，士大夫以之为立身处世的教条，徽州商人“贾而好儒”，以“仁义礼智信”作为商业伦理。
元明清三代，统治者崇尚的儒学，理学已成核心。其中的纲常伦理，新安理学则将之具体到讲究忠君孝亲、男尊女卑、丧制礼服、修祠续谱，建坊树碑。
大批的“贞女烈妇”、“孝子贤孙”为传统礼教而殉身，这也是理学在程朱桑梓之邦结出的必然之果。
看起来它们和古徽州的牌坊大兴并无直接关联，实则新安理学与儒家一直都在极力提倡、推崇名垂后世、万古流芳，它鄙视的是蝇头小利，渴望的却是垂世之大功大名；而它们最直接最生动的展现方式就是子孙代代景仰的牌坊类留存物了。
歙县中学（古徽州学府）门口，我看见了用于激励后生的“三甲”牌坊。
你会很奇怪的想，非常喜欢读书的程朱，他们发展出的理学，解决了为什么读书的道理么？绝对没有，我所看到的读书，大多就是块人生敲门砖。
多少年来，一直到现在，皆如此。
那个许国，也是靠读书敲开了朝廷大门。
在这些地方，你才能真正体会到“光宗耀祖”、“出人头地”、“衣锦还乡”这些概念的厚重与实实在在。
中国传统的书生，总是甘心被功名与流芳后世这样一类的东西所打垮，或禁锢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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