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西门菲莎大学传播学院博士生、河阳乡村研究院研究员张晓星
编辑/宋建华
返乡创客将老宅修缮装饰后开起了茶铺
中国乡村正在迎来新一波的“返乡潮”,这其中,有对消费主义都市生活的叛逃,有对“回不去的乡村”的反抗,也有对“新农村”的憧憬。在这股潮流中,千年古村河阳成为了一个独特的汇聚点,见证着返乡者的欣喜,也记录着他们新的迷茫。从身体的抵达,到心灵的回归,这不是一个轻而易举、一蹴可就的过程。
千年古村河阳
新乡村的重塑人
对于来自安徽的何怡来说,河阳真正吸引她的,并不是“粉墙黛瓦”的明清古建筑群,也不是底蕴悠久的耕读家风,而是答樵路马头墙前挂着的一排排土面、是八士门古街上新开张的一家家店铺、是青石路上孩子们放学后追逐嬉戏的笑声——是这个千年古村落焕发的生机与活力。
“我并不觉得这儿是农村,也许是因为它和我老家那些满目萧条、荒凉颓败的村子差别太大了吧”,她说。
由于写生的缘故,过去几年何静怡也去了不少被誉为“活着”的古村、古镇,在她眼里,河阳不过是又一个正在“主题公园化”的景区,试图复刻宏村、西塘、乌镇的模式,以现代化的营销和管理,为都市游客提供一个玩乐休闲的去处。
这是否就是“新农村”的样子呢?她不确定,不过,“如果我老家也像河阳这样的话,我应该会想要回到村里,开一间属于自己的小店吧。”
年夏,作为“从全球到村庄”调研小组的一员,我跟随导师赵月枝教授第一次来到河阳。那时缙云县还没有通高铁,一行人在金华乘大巴前往。一路上,我脑海里拼凑着从报章资料里得到的河阳——“烟灶八百、人口三千”、一千一百多年的历史、十五座古祠堂、五座古庙、一千五百多间明清古民居……
然而,刚下车,同行的台湾学者便诧异道,“已经到了吗?这里一点不像个村子啊,也不大像个旅游景点”。
在我们眼前展开的,是鳞鳞青瓦上冷不丁冒出的一口口卫星电视“锅”,与各种景点设施“争抢”着空间的晾衣杆,石板路上不断窜过的装着雨棚的电瓶车,小巷深处传来的麻将桌上的洗牌声……是一个未被乡土文化产业“景观化”的古村落。
无论是何怡,还是台湾学者,面对河阳的感慨与讶异,都映射着人们心中预设的乡村模样与现实景象之间的强烈反差。乡村应该是什么模样?在乡村振兴中,可能最先需要突破的,恰恰是那些已经根深蒂固的关于乡村的“应然”观。
而“返乡者”,正是新乡村的重塑人。
河阳村中墙体斑驳的旧居
“生活原来如此”
冯洁大学时就喜欢茶艺,茶具摆弄久了,渐渐对相关的文创设计产生了兴趣。毕业之后,她干脆回到河阳,在村口老宅里开了间茶铺。
冯洁创立了自己的茶叶品牌,主打“野生老茶树”。这种轻发酵的红茶很快打开了市场,她也被人们称为“红茶西施”,成了缙云青年茶农的一块招牌。
说起当年返乡卖茶,她称是“一次冒险”,但绝非一时头脑发热。“我的茶叶主销渠道依靠电商,回到村里,经营成本大大降低了。而在河阳这样一个旅游景区开实体店,也能形成一定的广告效应。”
在电商时代,讲好品牌故事是营销关键点。“返乡者”的身份给了冯洁灵感,“把人生交给清茶,把生活还给自己”,成了她品牌传递的核心理念。
为了营造“生活原来如此”的氛围,在老宅的“装扮”上,冯洁着实下了一番功夫。青砖黛瓦上随意撒着松果、枯叶;爬满青苔的石头点缀在茶几、书案的角落;猪食槽、牛槽“摇身一变”成了天然的鱼缸;蓑衣、纺车摆在厅堂,让整个空间充满了乡村气息……
在河阳,返乡者开办的众多民宿、面馆、画廊、旗袍店,都和冯洁的茶铺一样,在消费主义美学的影响下,搭建起了一整套迎合都市人“体验别样生活”诉求的“后花园”式景观。但另一个直接后果是,也让人们越来越不愿面对乡村里同样真实存在、未经修饰的那一部分。
冯洁茶铺隔壁就是一栋墙体开裂了的三层混凝土小楼,斑驳的墙面上写着“危房”两个大字;楼对面10平米的平房里挤住着一家四口,平日里门窗都关得严严实实;不远处一位老大爷坐在家门口劈木板,身后昏暗的小屋里黑黢黢的一团……这些场景,也是河阳生活“原来的样子”。
对于正在把自己努力打造成“景观”的河阳来说,它们的存在,显得那么突兀,那么格格不入。这样的生活需不需要改善、该如何改善?除了设计者和管理者,也是返乡者需要思考的问题。
返乡创客的绘画工作室,成为缙云当地艺术院校学生的写生基地
返乡不是一种逃离
去年秋天,河阳开始了新一轮招商,缙云县人事局、新建镇政府更是下大力度,提供场地免租、创业补贴、贷款担保贴息等优惠政策,吸引到了不少大学毕业的返乡创客。
朱一一和许多95后一样,大学毕业后进入电商行业,作为自己事业的起点。在收到杭州和永康两家淘宝公司的offer之后,因为想要离家近一点,她选择了后者。
在永康过了3年家与公司两点一线、每天与Photoshop和AfterEffects为伴的生活后,她收到发小邀她入伙回河阳开店的短信,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她们两个还有工作,没有办法来村里看店,我呢,应该是想摆脱加班恐惧吧,换种活法”。谈起如今“看心情”上下班的生活,她感叹也许自己是个“异类”,“对于大多数年轻人来说,奋斗才是关键词吧,像河阳这样的慢节奏,在一般人看来应该是老年人的生活状态”。
回村之前,陈婕妤在义乌的万豪酒店工作了两年多了。作为总经理助理,常常四处奔波。热衷于DIY护肤品的她,还利用空余时间考下了美国NAHA国际芳香治疗师。
年,她萌生了自主创业的念头。最初她返乡的原因,和冯洁如出一辙:相较城市创业,在农村做电商,成本能大大地降低。然而回来两个多月,她却感觉有些“不妙”,生意并不好做。每天坐在自己的小店门口,看着远山云遮雾绕,数着檐头落下的雨滴,日子一天天无声流逝着
“我男朋友最近一直批评我,回到村里,把‘上进心’丢了”,她说不清楚这到底算好事呢,还是坏事。
这样的“养老心态”,在河阳的返乡者中不是个例。在阶层分化日益显著的社会结构中,普遍的焦虑——物质上被淘汰、价值上被贬低,将人们拉入一场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竞赛。而返乡,绝不是为逃离提供一处“归所”,需要返乡者们重塑返乡生活的时代价值。
河阳八士门古商业街
走得进,也回得来
朱淑芬和老伴80年代末离开村子去上海工厂,两人结婚后又在上海近郊养过鸡、鸭、猪,一晃30年年过去了。
年禁养政策实施,朱淑芬的猪场被清退。熟悉的养殖业没法做了,他们便在莘庄农贸市场租了个店面卖早点。不久,农贸市场整改,他们只得换了一家沿街铺面,租金也从之前的一年几千元,涨到了一个月近万元。
起早贪黑、周末无休,高强度的工作持续了将近一年,高房租成本让他们没赚到什么钱。“当时忽然一下子感觉自己老了,拼不动了,还是回村里来吧。”
同样是外出从事养殖业,张秀英一家的经历更坎坷。在广东、广西两省辗转的十几年里,他们感受最深的两个词就是“听天由命”和“世事无常”。往往一场天灾过后,几年的辛苦就会付之东流。
“好比去年刚赚了几十万,一场台风下来,鱼塘全被冲垮了,就一夜回到解放前。养鸭也是一样,一场禽流感,可能就让你背上几十万的债务”。在养殖业的高风险下,两人陷入赚了又亏、亏完继续借钱,身心俱疲。
直到三年前,张秀英的老公在重压下得了半身不遂,两人终于下决心放下一切,回村休养。“回来后,我感觉整个人‘活’过来了。虽然还欠着钱,心里却踏实,有空时还去跳跳广场舞。周围的乡亲知道我们家困难,还时不时送种的菜给我们吃。在外面那么多年,现在感觉都是自己给自己找罪受。”
与“乡贤”、“返乡创客”群体不同,河阳村为数众多的普通返乡者的故事最易被人们忽略。然而,不仅仅让城市人走得进,也要让一代代农村人回得来,却是乡村建设忽略不了的问题。(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