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仕忠
年4月14日凌晨五点左右，杭州大学中文系78级两个班名同学，一起踏上了前往绍兴的旅程，奔赴鲁迅故里，参观这位伟大作家的纪念馆，游览绍兴这座历史名城，亲历这文学史上名家云集之地。
然而，43年后，大家回首往事，居然记不得是在哪一时刻离开杭州、到达绍兴的。哪怕有当事人的日记，也是歧见迭出。
马华说：5：10到达绍兴；沈澜和文庆说：六点半到达绍兴；扣林说：七点到达绍兴（招待所）。晓芳说：3：40起床，五点半离开杭州，约两个小时到绍兴；建新说：五点离开杭州……
都是当时记下的日记呵，咋会这样呢？难道说，他们的手表走的不是同一个时区的时间？
对此，黄仕忠在《：鲁迅故里参观记》一文中，以“同情之理解”和“理解之同情”的口吻，叙述道：“那时候大多数同学都没有手表……”
结果，不仅时间问题未能解决，而且又引出了新的问题。
杜文庆同学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赴绍时，大多数同学都没手表？这个恐怕不太准确。——俺家庭条件算差的吧，入学之后两个月就戴上了，用的是俺参加高考前做浙东纤夫时的积蓄。[捂脸]。”文庆生长于曹娥江畔，高中毕业后，有几年跟着哥哥拉纤行船于江中，自称“浙东纤夫”。
他仿佛穿越时空，看了一眼他入学时戴的那块表：“抵绍时间应为6时半，无误。”并且下了断语：“马华说的时间，应为从杭州出发的时间。”
仕忠举了下手，弱弱地说：“俺没有手表。……”又心虚地表示：“俺以为别人会和我一样，——谁知道文庆就和我不一样。[尴尬][尴尬]。”那语气，似乎是祥林嫂在说：“我不知道冬天会有狼的……”
文庆用力挥了一下大手：“都第二个学期了，相信大多数同学都有手表！！”
任平见仕忠脸色不好，赶出来打了个圆场：“写作辛苦，很周到了。具体参观什么，什么感受，一一略去，符合‘写点生活’的主旨。高。[强][愉快]。”
见仕忠还是没有回过神来，任平又道：“用‘写点生活’的想法去写史，是一大成功。由此，细节，情愫，才一一呈现。[强]。”
文庆嘴上说：“嗯，够辛苦的。”却又一转：“但仕忠兄乐在其中，也就不觉得苦了。”
见状，一众同学齐声安慰：
凌凌：
黄仕忠，收集资料，起草，再收集资料，再补充，再……欢乐诙谐的回忆录中流淌着你的辛苦你的严谨与执着，谢谢谢谢。卓娅：
黄仕忠，收集资料，起草，再收集资料，再补充，再……欢乐诙谐的回忆录中流淌着你的辛苦你的严谨与执着，谢谢谢谢。延荣：
黄仕忠，收集资料，起草，再收集资料，再补充，再……欢乐诙谐的回忆录中流淌着你的辛苦你的严谨与执着，谢谢谢谢。卫东：
黄仕忠，收集资料，起草，再收集资料，再补充，再……欢乐诙谐的回忆录中流淌着你的辛苦你的严谨与执着，谢谢谢谢。[鼓掌][鼓掌][鼓掌][鼓掌]，[抱拳][抱拳][抱拳][抱拳]。青稚：
黄仕忠，收集资料，起草，再收集资料，再补充，再……欢乐诙谐的回忆录中流淌着你的辛苦你的严谨与执着，谢谢谢谢。[抱拳][抱拳][抱拳]。诗序：
黄仕忠，收集资料，起草，再收集资料，再补充，再……欢乐诙谐的回忆录中流淌着你的辛苦你的严谨与执着，谢谢谢谢。[抱拳][抱拳][抱拳]。——不过，你寃枉我了。[偷笑][偷笑]。（老樊安慰之余，忍不住夹了点私货，那是另外的故事，按下不表）吴朝骞也进来为室友鼓劲：
黄仕忠，回忆不易，记录不易，整理不易！感谢仕忠！[强][强][强]。陈家建新根本没注意到仕忠脸色都发白了，依然秉持真理越辩越明的原则，连珠一串，共发三问：“就是你这篇文章，没有讨论，到底几点出发，能确认吗？住在一招、二招，不也是讨论后有结论吗？？写回忆，其实和你做学问一样，反复推详，才能找到相对好的结论！！！”
诗序鼓掌道：“这三问很精彩。特别传神。[强][强][强]。”令仕忠更是语塞。
二班班长张扣林忽然发现，其实不仅仕忠的写作被质疑，连他公布的日记也被挑战了，于是站出来掷地有声地道：“
江湖生-陈家建新你不信我写的出发时间，可以去查79年次列车的时刻表！！”二班团支书陈建新只好细心解释：“我质疑的是马华说的5点10分到绍兴。你和沈澜以及后来的老杜、晓芳也都是这个说法。现在就以大家的说法为准了。否则，都是原话要尊重，这篇回忆就会留下两个出发时间和到达时间。老杜说的二招也一样，现在多数人认为是一招，他坚持二招，史录当然以多数人意见为准。当然他个人可以保留意见。但我说的是，这类细节，必须先有质疑，展开讨论，才能找到相对准确的结论。这就是我开始质疑的价值。”
说到这里，建新略略提高了嗓门：“[你们]讲错了！你们多人都是说5点10分从杭州出发。我昨天找到我的日记，上面写着：5点从杭州出发！”
文庆笑道：“马华当年一个笔误，竟带来如今这么多口舌。马华应当请客了，负荆请罪。早知道眼下这帮老头老太（包括俺）这么认真，久追不舍，当年俺真的应当记全一点。[偷笑]。”
就在他们争论不停之际，黄仕忠的学生廖智敏同学，见老师之被质疑，心中不忍，便用老师所教的文献检索手段，费时费力，从各种途径检索《全国铁路旅客列车时刻表》，最后找到年8月1日起实行的杭甬线的时刻表（80年才再次调整，故必为79年所用），发现一大早从杭州开往绍兴的火车有2班。其中次列车，5：02从杭州出发，6：33到达绍兴。
这么说来，出发时间，建新对的；到达时间，沈澜、文庆对的。
但文献学原则告诉我们，不能只看字面。那时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这样的口号十分流行。小平同志好不容易才让大家放下“姓社”还是“姓资”的执念，提出了著名的“猫论”：“不管白猫黑猫，捉得住老鼠就是好猫”，但在当时还没有能产生明显的效果，所以火车晚点乃是平常现象。那么，晚二十分出发，晓芳便是对的；又晚了半个小时到达，扣林也没有错。
甚至马华的记录也是可以相信的。他的原始纪录是：“晨5：10分车到绍兴”，仕忠编辑成文时，转儿子一观，其子谓“分”字衍，遂删。如今从文献校勘角度来看，将“分”字校改为“发”字，订正作“晨5：10发车到绍兴”，便豁然贯通了。
因此，所有的日记，乃当日/当时所记，都是真实的历史文献，就看您懂不懂得解读啦。
郑广宣踱着方步进来，慢条斯理地说：“对于历史，能精确当然精确好，精确不了也可以模糊一点。——比如某年日月，一大早到绍兴，参观……待有精确记录者拿出实物，如车票之类，一切就迎刃而解了。——至于日记，总是有区别的。各人的着眼点不一样，再说还有事后补记的。”
一班团支书吕立汉倒是随性：“知道年月日，就够精准啦。”
入学当年还没有“选举权”的沈卫东小同学顺竿说：“嗯，一大早，比五点、六点好。[强][强]。”
做了整整二十年组织人事工作的文庆同学，特别强调“需要严谨，由不得一点疏忽和浮夸”，他说：“不管咋样，不管黄长江如何伟大，他的‘大多数同学没戴手表’一说不成立。严谨如黄长江者，也有拍脑门主观臆断的时候。[偷笑]。”
仕忠曾侥幸获聘“长江学者”，现在岭南的中山大学任教，同学有此戏称，亦戏称作“南长江”。
建新道：“当然，写回忆，也允许有一定的文学想象。大家没手表，才更能证明‘四人帮’的可恶。”他后半句话，戏用了那个时代特有的话语逻辑，以作调笑，但前半句，却不经意中又捅了一刀：既属“一定的文学想像”，便非以证据说话，让以文献考据为职业的仕忠老弟躺了枪。
立汉支持文庆之说：“是的，入学时，基本都戴手表了。我们五组男生寝室，问问贺龙、志熙就行了（他们两人可能没有），其他5人笃定都戴手表。”
文庆说：“应该倒过来说：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都戴手表。——尤其是到了第二学期。”
立汉说：“77年缙云中学分配到1张上海牌手表票，申请的老师很多，最后把这手表票给了我。理由是我还没有手表，上课时间难以掌握。”立汉做过多年中学老师，他这话说得充满着自豪。
建新偷笑：“估计你当年经常迟到。”
立汉说：“迟到是不会的，有上课铃声。拖堂是常有的事，——没手表上课，内容安排总没那么精准。”
应沪晨小兄弟悄悄地冒出头来，声援着仕忠兄：“我前两年都没表，是大三才戴的。对父亲说是因选修课得自己掌握时间了，父亲就摘下了他的旧手表。记得有一次，旭东、迎丰和我从湖滨要往保俶路那边的电影院去，向一行人先问路，那行人热情地给我们指了路；然后我们又问走过去大概有多少远，那人还是热情地回答了；我们再问他现在几点了，他的脸色有些阴沉了，看了看表，说了个时间。我们觉得自己好过分了，落荒而逃。”
小应又补充说：“那次出去，就是因为三人都没有手表，又是掐着时间点去看电影。可那人哪里知道我们三个穷学生居然都没有手表。可能他还以为我们另有所图呢，——因此就尴尬了。”
诗序也过来帮了仕忠老弟一把：“是不是大多数，真的该统计一下。进校时我都没有手表。——我可是工作过的！”
立汉则仍在显摆他的新手表：“当时上海牌手表的价位是元。民办教师月工资24元，够呛的。”整个缙云买表的“指标”就这一张，哥可是出得起大价钱的人：“缙云中学食堂一份红烧肉是一毛二，到杭大红烧肉菜底，一毛八，觉得太贵了，但也得买。——志熙兄说我奢侈。[偷笑]。”一副“哥也是奢侈过”的样子。
大二时（），这汉子站立在初阳台上手表、白牙与阳光共耀。
任平说：“上海表戴了很多年，换表时可以旧换新，但我还去赎回来了。因为那是我下乡当工人的记录。”看来平哥那时也是不赖的。
诗序说：“我的第一块表是朋友送的，18块钱，柳市买的走私电子表。上学后的第一个寒假得到的。”
立汉如阿Q般乜了诗序小D一眼：“你连穿的都是朋友送的，是不是？”
诗序一看苗头不对，赶紧作小D状：“缙中食堂真是好！我们厂食堂，一小碗红烧肉要2毛5。”
立汉“哼”了一声，说：“那时有电子表？”
小D诗序：“柳市买的。那时不仅有电子表，还有盒式录音机。有次我去美院看管建新，聊天间，他说全山石家的录音机磁带是方的。当时我实在想不通：方的话，怎么保证磁带走速均匀呢？后来见到菲力浦砖头机才明白。[呲牙]。”
大家都不知道“柳市”是什么地方，为什么诗序笃定那里在那时就有电子表了呢？为了避免被讥笑孤陋寡闻，暂时没有人追问。
倒是诗序自己作了解释：“我记错了，就是黄华买的。[尴尬]。当时的电子表都是数字显示。我朋友跟我绘声绘色地说当地的盛况。”
建新问：“老樊的收录机也是柳市买的？”
诗序答：“也是那边。据说当时最多的就是收录机，手表，打火机，雨伞，摩托车。”
那地方属乐清县，是钱志熙的老家，志熙答疑：“黄华当时属柳市区，海边。那里走私货很盛。”
诗序：“我没去过，听说后来白象也有了。再后来台州沿海一带也有了。”
周羽强进来，补充说：“上大学时，广州、福建沿海地区有走私的各种手表出现在黑市场，亚敏的弟弟（象山县渔业机械厂的电工）给了我一块全自动的走私表，相当美观大气上档次，真是满心的欢喜，但因为是走私品而不敢炫耀。之后在国家打击走私的形势下，我摘下这块表，藏匿在抽屉深处。后经多次搬家，已不知下落。”
羽强当时是一班班长，陈亚敏同学是班副，待他们结婚后，才在家里把这种“正副关系”重新作了调整，和谐地保持了四十余年。
羽强又说：“其实上大学时对手表并没有多大眼馋，羡慕的是个别同学有盒式录放音机。我视那物为学外语的神器，想拥有却终不得。大学的各门考试我几乎都是优秀，唯有英语nogood，也许和没有听读工具有关。[憨笑][憨笑][憨笑]。”
文庆看他们岔远了，努力校正方向，继续他的问题：“刚刚立汉兄说了，入学后，同寝室除了北长江和许帅，确定都有手表。他们两位需要本人确认。当然，一个寝室不代表全体，但作为抽样调查，也许大部分都戴是事实。”
他说的“北长江”，是钱志熙同学。志熙在北京大学任教，获长江学者称号，故同学有此戏称。“许帅”则是许贺龙同学；贺龙是十大元帅之一，则许老弟自是“许+帅”了。
许帅自己出来解释道：“入学时我也戴手表了。我在供销社当柜员的伯父说：上大学了没有手表不行。他把原本为我堂妹买的手表先借给了我用。”
立汉道：“这叫撑门面。你是许氏家族的荣耀！伯父才会这么做的。[偷笑]。”
贺龙说：“没错，他认为我光宗耀祖了，知道我家买不起，所以主动借表给我。[偷笑]。”
诗序叹了口气：“连‘龙’都带手表了，看来我真属于少数。”他对吕立汉说：“衣服都是自己买的。那次失窃，充门面的两套衣服被偷。朋友们闻讯纷纷解囊相助，一下子收到一百多，因祸得福。[呲牙]。”“失窃”？看来另有故事呵。
文庆点评道：“看来一班比二班富，或者比二班爱面子。——尽管打篮球几乎每次都被二班打得找不到北。”
立汉不愿意了，他马上举证一班也有强项：“排球好像一班厉害。排球有小军、诗序两员大将。”
诗序自己却出来拆台：“排球也不见得。”
阿东顿即
樊诗序，怒斥：“失败主义！[发怒]。”文庆倒是说得老实：“排球，俺不太了解。当年俺是一班篮球队的主力队员之一。”原来他重点是在后半句，“主力队员”呵！
卫东道：“打篮球不行，主要是二班有卧底。”但阿东不肯说出卧底是谁。
立汉自言自语地继续寻找一班的优势项目：“乒乓球，感觉也是二班的厉害，——杨晨好像是最厉害的。当年一、二班有没有过拔河比赛？”
但没人能够回答，看来一班的体育真不如二班。——可能是因为二班有黄仕忠那傻大个。
凌凌将语话重新引回到手表，说道：“女生好像都带手表的。准确点：女生绝大部分都戴手表的。[偷笑]。”
朱晓萍却说：“我就没有表，有钟。就是那种可以随身携带有盖子的小闹钟。”当然，她没有表，并不能否定“绝大部分是有的”。
陈建华深有感触：“戴手表、穿皮鞋是那个年代身份的象征。我的皮鞋是到杭州后，上街买的，好像是黑色的猪皮鞋，——那时居然有猪皮鞋！——四元一双，皮质较软。手表是戴着进校的，南京产的钟山牌，30元一块。此手表是做木工的舅舅的，木工做一天，工钱一元六角，以此衡量，此表价格也不菲。外甥中大奖一般考上大学，舅舅一高兴，就把刚买不久的新手表脱下来给了我：‘你拿去，先戴着，读大学需要。’就是这只钟山表，记录了大学起始的分分秒秒。大概过了一年，父亲助我买了新手表，才把此表还给舅舅。”
诗序说：“那时鞋店门口经常可见简洁广告：女猪XX，男牛XX。[偷笑]。”
文庆道：“就俺来说，皮鞋和手表是一起‘打包’的。78年11月份或12月份，从俺自己的积蓄中列支。手表也是上海‘钻石’牌，请上海的亲戚想办法买来。”
立汉问：“你读大学前干嘛的？”
文庆有些小得意：“浙东纤夫呀，水上流民。”
仕忠揭了老底：“他家就是小商人出身，难怪那时就去水上‘挖社会主义的墙脚’了。我还在挖番薯，他已经去投机倒把了。”
杜文庆：“78年正月，兄弟分家。这样，春节后去搞副业（自注：用现时的说法即打工）的收入，俺能分到一半。一直至当年4月26日登岸，准备复习迎考为止。[微笑]。合法职业，合法收入噢。部分收入要缴队的。[笑脸]。——说俺家小商人，也有道理。‘解放’前，俺家是开厂的。[捂脸]。”
仕忠：“那是公社没来查你们。一查一个准。哪来‘副业’？明明是‘投机倒把’，是‘资本主义尾巴’，应该割掉！！[拳头][拳头]。”
董小军同学闻言叹息道：“浙东纤夫收入不错，毕竟是大锅资本主义的发源地，估计浙南樵夫们同样辛苦，但所获要少很多吧。”
广宣是有故事的人。他在年12月参军，年3月复员，一年后考上大学。他把大家拉回正题，分享了他的手表故事：
我的手表故事分两段，一是戴表，一是买表。
戴表是在年。那年从部队回家探亲，一怕赶车、转车时间上不好掌握，二则是手腕上有一块表，回家也可以适当显摆。于是跟战友借了一块钟山表，探亲时戴上，也确实被乡下发小高看一眼。
买表则是在年。部队移防到青铜峡后，当时是不是凭票记不得了，先去商店看了，表没买到，倒是先买了表带。这估计也是绝无仅有的买表模式。第二次才买到一块表，本来是想买上海牌的，可能是上海牌要票，我们部队的没有票，即使有票也轮不到我们，所以买的是东风牌的。
当时上海除了上海牌，还有钻石牌和宝石花牌，上海牌元，钻石牌好像是元，宝石花牌似乎是85元；天津则只有东风一款，元；南京除了钟山牌30元，还有紫金山26元，便宜，但不好买。
上学时我戴的当然是东风手表。买这东风牌手表时，我当兵是第7年，每月津贴26元，所以还是需要近半年的津贴才能把表收入囊中。这块表的遗体还在（见图）。
董小军：东风表不错。只是……长针和短针都停留在2，还有一枚针停留在5，怎么读？？[偷笑]
听了广宣的故事，董春晓道，“也说说俺买手表的故事”。
上大学时，我没有表。这表，是入学第二年初买的。
这块钻石牌手表，是上海手表四厂出品的，一直戴了八年，好像直到年，去厦门开一个中专语文课教学探讨会，逛街时，被一个手表贩子拦住买了一块电子表后，才戴得少了。现在细看一下，可以发现它的表盘已经错位了将近九十度，跟上弦钮几乎重合了，一个表带连接轴掰弯了，另一个不见了。如此重度使用后才废弃，可见那个时代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程度了，而买表的过程也因此记忆犹新。
大概是到入学后第二学期吧，看到很多同学都有手表，并能更方便掌握时间，于是就动了买表的念头。到杭州“解百”手表专柜去看了几次，感觉钻石牌这块表不错，是上海货，17钻，设计也简洁大方，有现代感，就决定买下。80元，虽然不算太高，但我手上一时没有那么多钱，我存下的只有乡下时父亲给的生活费50元，只好再等待时机。不久，父亲又给了一笔生活费50元，钱一下就够了，于是马上去买来。戴在手上，感觉很不错，头几个晚上，睡觉时还放在枕头下，能清晰听到手表嚓嚓嚓的走时声，心里确实蛮美。
七组去关祥家，春晓（左一）笑得最开心原来是手腕上戴了一只心爱的钻石牌手表。
后来第三学期，一次回家时，手表被父亲看到了，他神情有点不悦地说：“你买手表啦？”我无言以对，毕竟没有请示过他。
作为老干部、南下军人，他对子女一向要求严格，中学时打补丁的衣服，我们穿破了好几套。可能他觉得他当兵好多年才买了手表，你小子当个大学生了不起啦？才读了一年多书就学会享受了，搞小资产阶级那一套，太没有革命传统精神了。——我揣摹着父亲的心思，只能沉默。
如今人们的生活和思想，对比当时，真的隔世了。
春晓用低沉的嗓音，讲述完这个故事，语气颇有些沉重。
建新见状，岔开话，回到正题：“其实年，戴手表已经很普遍，所以老杜的说法是对的。我们这个‘联合国’寝室，除了仕忠外，都有手表。包括后来调整后的宝康、马华、建中都有。我们原来的小炯、国华、老马、老杜和我也有。阿东有手表，他起床时看表的姿势我有印象。春晓有没有，没印象了。一般说，手表的来源，很多工作过的同学都是用自己的工资买的，而农村同学，家境好一点，孩子考上了大学，又离家这么远，都会想方设法买一只。结论是：多数同学有手表。”
建新又说：“像郑鸣这样带家传自鸣钟上学的很少见，不知是否还在，可以送入博物馆了。[偷笑]。我也是上海表，元的，工作第二年买的。那时候要票证才能购买。不知立汉的上海牌为何要元？难道从杭州运过去要五元运费？”建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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