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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社会的乡绅不是官员胜似官员,为何乡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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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官府是很重要的存在,其力量不可忽视。但是,传统社会里不单单只有政府,有很多力量参与了社会的治理和运转。大家共同合作,形成一股合力推动社会前进。

首先是乡绅。几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乡绅社会,乡绅的力量异常强大。传统社会是一个等级社会,等级森严。官和民是泾渭分明的,一个县官员屈指可数,其他都是老百姓(民)。民又分四民,士农工商。士为四民之首,就是乡绅。那么,什么是乡绅呢?乡绅也叫士绅、缙绅,是有科举功名在身的当地绅士,包括获得了秀才及以上功名的读书人,也包括赋闲在家的在职官员,比如丁忧在家守孝的官员,或者是患病在家休养的官员,还包括罢官、退休在家的官员。这些人组成了一个地方的乡绅群体。

乡绅必须具备两个必要条件∶第一是要有科举功名或官员身份,第二必须是本地人。说实话,古代大部分读书人是当不了官的,但是只要考取了功名,就可以把自己的社会地位晋升到乡绅阶层。社会阶层不仅仅是身份、地位的问题,也不仅仅是社会分工的问题,不是说乡绅团体就只能识文断字,各种各样的东西都会紧随而来。不同的阶层承担不同的义务,享受不同的权利,包括各种特权。乡绅就是一个特色鲜明的社会阶层,享有很多特权。

先说乡绅的政治权利。只有士绅才是老爷,土财主再有钱也不是老爷;乡绅阶层见到官员可以不用下跪,这一点很重要。跪本身是一个带有很强的象征意义的社会行为,见到官员不用下跪,官员还要和你招呼寒暄,这就意味着你们俩具有平等的地位,从理论上讲,只要一个人考中秀才功名,哪怕他见到了军机大臣,只要作揖就行了。军机大臣遇到一个乡绅作揖,他可以很傲慢,但是必须回礼,如果不回礼那就是非礼。此外,乡绅可以参与地方政务的讨论,可以影响决策。乡绅虽然没有官员身份,但享受部分官员的政治待遇。

经济上,乡绅也是有特权的。乡绅不用服徭役,比如,地方上发洪水,官府征发老百姓去抗洪。乡绅可以不出力,因为他们是读书人。同样,乡绅可以不参加很多集体劳动,可以不用当差、当吏和服役。乡绅交税,地方官府允许他自己封包上交,这里面就有大学问了。比如,一个乡绅应该交十两银子,却只在包里封了一两银子,投到官府的税箱里,说我交完税了,我走了。官吏衙役们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你不能抓他、不能打他、不能骂他,乡绅有特权。当然,绝大部分乡绅思想素质还是很高的,会按时按量交税。即使乡绅足额交税,他也获得了大利益。因为乡绅可以拒交苛捐杂税,一般老百姓不敢不交。

能够享受法定的税收待遇,在现代人看来没什么稀奇的。但在传统社会老百姓看来,就是天大的优惠了。明清时期超额收税现象非常普遍,普通老百姓甚至要缴纳法定税额两三倍的税收,这就导致有很多老百姓愿意把自己的财产假托乡绅的名下,躲避税负。《儒林外史》里的范进,连杀猪的岳父都看不起他。但是他一旦考中了举人就不一样了。范进中举消息传出的当天下午,就有人主动来投供。什么叫投供?就是把自己的地契和房契转到他名下。政府来收税时,就可以说这是范老爷的地你看着办,范进的举人身份可以制止乱收税、多收税和其他各种刁难。此外,还有很多人主动要给范进做奴仆——当时范进住在一间茅草屋里。因为举人全家是免徭役的。

事实上,钱粮赋税是地方官员的首要工作,也是他们的头等难题,让他们头大。很多官府苦于不能按时、足额地收上钱粮来,往往委派乡绅替官府来收税。这类似于财政大包干,你把什么地方多少户的税收缴上来就行,至于你和他怎么说的,官府不管。承包税收的俗称揽户,大多是乡绅,那乡绅就分享了政府的税收大权。比如,一个贵州人去上海当知县,到任后人生地不熟,马上又遇到了收税。摆在他面前最可行的方法就是把本地著名的举人、秀才或者赋闲在家的官员叫来帮忙,一个人负责几个乡,把税收了。这是最直接、最快捷完成税收任务的方法。乡绅有利可图自然愿意帮忙。老百姓也愿意把钱交给乡里乡亲的举人秀才,哪怕多交一两成也愿意,因为这大大低于官府的盘剥金额,而且不会有书吏差役的侮辱刁难。所以,大家就会发现,范进中举以后,不到一个月家里就富了起来。

乡绅阶层第三项特权是司法特权。乡绅有相当大的司法豁免权,官府不能传讯乡绅。乡绅杀人了,官府能传讯他吗?不能,得把他请到官衙来协助办案。乡绅和其他人发生了争执,他到衙门来可以不用跪,官员还得给他看座、上茶。乡绅涉案,不跪、不拜、不挨打、不受审讯。如果他确确实实犯了刑事案件,地方官府必须请省一级的学政剥夺其功名,或者申报朝廷剥夺他的官员身份,才能够像对待一般老百姓那样走正常的审判程序。遇到民事案件,比如婚外恋、通奸,或者土地和财产纠纷等,乡绅可以不到庭。他们就是这么任性,因为人家有司法特权。

乡绅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特权呢?第一,乡绅是官员的预备队。今年他是乡绅,明年就可能考中状元。康熙八年()冬天,浙江德清的举人蔡启傅到北京去赶考,路过江苏山阳县的时候,听说该县知县邵某是同乡,就前往县衙门拜访。他把自己的名片递进去以后,邵某却在上面批道∶查明回报。他以为蔡启傅是来打秋风、揩油的人。蔡启傅受到这种侮辱,当即拂袖而去。第二年朝廷公布了本届科举金榜,榜发到山阳县,邵知县赫然看到状元正是去年被自己拒见的蔡启傅,后悔得直撞墙。撞完墙后,邵知县还得赶紧给蔡启傅写一封谢罪信,再附上重金。因为蔡启傅不仅同朝为官,说不定几年后还会成为自己的上司。乡绅是官员的预备队,是官员的储水池(很多人本身就是在家养病、赋闲或者退休的官员),地方官多有忌惮。

官员面对乡绅,就好像是在看镜子里的自己。他们当官前,极有可能当过长时间的乡绅,卸任后也会融入乡绅阶层。仕途生涯是有期限的,终生为官的人毕竟少之又少,而乡绅的角色却是一辈子的。所以,官员和乡绅有天然的好感,乡绅阶层和官府势力也就有了天然的联系。

第二,从意识形态上来说,乡绅群体饱读儒家经典,按照儒家经典来解释政府的合法性、解释方针政策的合理性,给政府提供统治的思想基础。朝廷为什么把士绅阶层列为四民之首?因为这个阶层牢固地接受了统治者的意识形态,接受统治,统治者也需要士绅阶层用这套意识形态为自己摇旗呐喊。如此一来,乡绅阶层就是中国历朝历代统治的社会基础。在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社会,统治的社会基础不是农民、工匠、商人。中国传统王朝的统治基础是乡绅,是读书人。中国起码在隋唐以后,成了一个以读书人为社会基础的统治王朝。官府把乡绅阶层列为四民之首,扶持他们,赋予他们荣耀和特权。

乡绅阶层也确确实实在地方事务当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乡绅的祖祖辈辈都住在这个地方,知县、知府在本地当两年、三年就走了,治理好坏跟他没切身利害关系。乡绅不一样,地方施政的好坏,他们是有切身感受的。很多时候,很多事情,他们比地方官更在意地方行政。一般地方上出现了大灾大难,比如老百姓没吃的了,要办一个粥场,知县知府很愿意让乡绅去办。因为乡绅是在救自己的同乡,肯定不会在当中克扣。一旦克扣了同乡的活命粮,怎么在家乡立足?乡绅对于很多公共事务比官员更上心。一些未雨绸缪的事情、一些缺乏短期收益的事情,官府可能都没想到,乡绅自己就组织起来给办了。在传统社会中,桥梁基本上是谁修的,路基本上是谁修的,学堂基本上是谁修的?乡绅。大力推动广袤的基层社会发展的人,正是乡绅。区区几个官员,他们要面对几十万老百姓和上百里地,有些可能还是崇山峻岭,习俗各异、方言不通,的确需要依靠乡绅集团。地方官员上任、年节,都会主动拜访乡绅;遇到疑难杂事,也会征询乡绅的意见,寻求帮助。乡绅一只脚踩在官场,一只脚扎根乡土,在官府和当地之间扮演着桥梁和中介的作用。

当然,乡绅的作用也不是绝对的。基本上,一个地方官府力量越弱,乡绅的作用越大;一个地方经济越繁荣、社会流动越活跃,或者官府的统治力量越大,乡绅的作用就越小。北京的乡绅集团,就不成气候。为什么?北京的官员数以万计,而且北京城除了官员以外还有其他势力,商人可以组成行会,同乡可以组成同乡会馆。各种力量一中和,北京土著乡绅的力量就变弱了。在一些省会城市,乡绅的力量也很弱,这是因为省会是一省统治力量最强大的地方。比如,一个官员退休了,不一定回老家,可能在杭州造一座宅子,把妻小接过来就在那住下了。那杭州城得聚集了多少外地士绅的力量?康有为在民国后就住在杭州西湖边上,这就造成省会本地的乡绅力量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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