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老了吗？
为这个疑问写点什么的念头，是在冬日北去的列车上浮现的。
1月初，我去参加北京图书订货会，为我的新书《东方启动点——浙江改革开放史（-）》做签售演讲。从杭州至北京的G20次高铁在北方萧瑟的大地上飞驰，手机里，循环播放着好友吴晓波为他的20集财经纪录片《激荡四十年》填词写作的歌曲《像少年一样奔跑》。
很多年前，我和晓波真的像少年一样奔跑。
年，我们两人还是新华社浙江分社最年轻的记者。这年春暖花开的时节，我们前往浙南，采访了52天。没错，从崇山峻岭的丽水地区缙云县、云和县、龙泉市、景宁县、青田县，一路摸到毗邻的温州市文成县、泰顺县、苍南县、平阳县、瑞安市、瓯海县、乐清县、永嘉县，像少年更像疯子一样，整整采访了52天。
我们设定的报道选题是“浙南贫困带调查”。在浙南尤其在温州，从赤贫绝地反击的草根民众和他们身后如同野火一般燃烧的民营企业，让两个年轻的采访者亢奋不已。
7月，我们背上沉甸甸的采访本和资料，去北京总社写稿。
从杭州到北京，绿皮火车，车行23个小时。两罐啤酒，以及很奢侈地花10块钱买的一只德州扒鸡——
“温州的实践，一定有相对不发达地区的普遍意义”
“股份合作制的民营经济形态，无疑有推广价值”
“义无反顾的改革勇气，是摆脱贫困的关键命门”
……
心怀天下，高谈阔论。把国家的进步当做自己的情人，刺激着这两位少年血脉贲张。而他们身后，恰是一个刚刚苏醒、像少年一样奔跑的中国。
那一年，我们都还没有结婚，我们都有了后来成为太太的女朋友。
那一年，我25岁，吴晓波22岁。
二
但是，无论你是否愿意面对，“老”，还是一步步地向你走来。
开始不得不触碰到老之将至，是一位位同学的离去，那是让你心里隐隐作痛的鲜活生命的消散。
有三位同学的离去，让我铭心刻骨。
小学同学A。
我对与他相伴的学生时代，记忆并不深刻。因为他太普通，太不优秀。记得他父母早逝，与年迈的奶奶一起生活。他家离我的小学不足米，很破旧，房间里总有一股阴冷的霉味，以至于我从来不愿意去他家玩耍。
也许是家境所迫，也许是天资太弱，他的成绩永远在全班的末尾。这与担任过班级学习委员和学校少先队大队委员的我来说，是远远的两个世界。
小学毕业，再无联系。最后一次听到他的消息，是有小学同学告诉我，他已经去世了——毕业后11年的春末，他去了北方，再也没有回来。我至今没有解开的疑问是，一辈子活得如此边缘和憋屈的他，为什么会远走异乡？
中学同学B。
我和他应该算是好朋友。家住得很近，每天一起去同一所中学上课，又考进了同一所大学。他选择的，是最令我头痛的学科数学。
他让我感觉到异样，是大二的时候。他开始说一些奇怪的话，你坐在他身旁，但感觉他更像是自言自语。
终于，他不得不休学。熬到大学毕业，他回到老家谋了一份还算说得过去的差。
同样，再无联系。同样，最后一次听到他的消息，是有中学同学告诉我，他已经走了——年冬，他从自己住在三楼的家的阳台飞身而下。听说，他练了好几年的奇怪的功法，甚至去过四川深山寻求高僧的指点。他坚定地认为，自己已经羽化为鸟，可以驾着风远去。
大学同学C。
她是我的女同学，但我从来没有把她当作女生。
我们无话不说，从学习到人生。我们曾经在她家乡的一个小酒吧神聊到天昏地暗，以至于酒吧老板礼貌地却忍无可忍地提醒我们必须离开了。我们也曾经相隔几百公里在电话里谈论共同感兴趣的事近3个小时，那应该是我一生也不会再有的如此漫长的电话对谈。
有一年，她从国外打拼数年后归来。她对我说，她的新闻理想没有泯灭，她想办一份杂志，请我做总编。我说，做媒体太烧钱，烧别人的可以，烧你的钱不行。
最后，杂志没办成，她也不在了，而且是那么的突然——年春，她的家人告诉我，她已经没了，因病。至今，我仍不能相信她的离去。
因为同学，就有了一次次的同学会。在时间的年轮中，由远及近，几乎所有同学会的主题最大概率是这样的顺序：赚钱的多少——出国旅游的次数——孩子的出息程度，末了，便沦为了关于青春的追思会。
年，大学入学30周年同学会。
这是一个温暖的午后。夕阳斜映。茶话会上，有同学说，我已经含饴弄孙；有同学说，我现在最大的幸福就是身体健康；有同学说，希望大家30年后还能再相会……
年，小学毕业38年同学会。
虽然我一直好奇于当年究竟是哪位女生和我同桌，但堆积的岁月早已模糊了彼此的面庞。就是在这次同学会上，我听闻了小学同学A的离世。这是一条迟到了17年的关于生与死的讯息。
当晚，曲终人散时，我发了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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