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缙被朱元璋视为亲子，这点是有史可查的。据《明史》所载，某一日，朱元璋召见解缙闲聊，闲聊的过程中，他对解缙说道：“朕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当知无不言”，意思就是我和你在身份上虽是君臣关系，但是在恩情上却是形同父子，因此作为父子，你应当对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为何朱元璋会说在恩情上他们是父子关系呢？这还得从解缙的父亲解开说起。解开富有经纬之才，曾“二魁胄监，五知贡举”，当时朱元璋起兵反元之时，解开曾经给了他几点建议，继而让他在乱世中站稳了脚跟，所以对于朱元璋而言，解开对他是有恩的。如此，当解开的儿子解缙入朝为他效力时，因之前的恩情，朱元璋自然就将他当作自己的亲子来看待。
解缙，江西吉水人，是明初非常有名的一个才子，与徐渭、杨慎合称为“明朝三大才子”。解缙自幼就聪颖绝伦，史称他七岁就能写文章；十岁一天就能背诵一篇千言的文章；十二岁就读尽《四书》、《五经》，是当时远近闻名的“小神童”。年幼时的解缙，他的能力到底如何，至今日已无从查证。但是，从他的那几乎是畅通无阻的科举之路来看，他确是一位大才。
洪武二十年（年），年仅18岁的解缙，在第一次参加乡试时，就名列榜首，高中解元。次年，又在第一次参加会试的情况下，就以三甲第十名的成绩，成功高中，自此是一跃龙门，成为天子门生。18岁的解元，19岁的进士，在科举上，能以这样的年龄获得如此的成就，不但在明朝是少之又少，即使是放在中国千年的科举史上，都是个例。从这点，我们就可看出，解缙的才学绝对是顶尖的存在。
此时，年少高中的解缙不但科举得意，在最初官场也是极其得意。高中之后，他就被朱元璋授予中书省庶吉士之职，前往中书省学习政务的处理，要知道，此时朱元璋还没有废除宰相制，中书省还是明朝最高的行政机构，因此能前往中书省任职，可想而知，朱元璋是想将解缙作为日后的重臣来进行培养的。基于此，同年，解缙就被提拔为翰林学士，担当起草诏书、为皇帝提供政务意见的要责。
按理说，作为朱元璋最重视的臣子之一，解缙此后应该是平步青云，一路高升的，但是事实上，至洪武二十一年后，就再也未见解缙的升迁记载，一直都在原地踏步着。而之所以会这样，究其原因就在于他说话太直，过于刚正。或许是年少轻狂，又或者是本性如此，解缙是只要看他自己看不惯的事情，他就会立刻站出来加以训斥，甚至是连朱元璋都不放过。
比如在洪武二十一年（年），解缙刚刚中得进士不久，他就给朱元璋上了一道万言书，在这份奏折中颇有许多不敬之词，比如“尝闻陛下震怒，锄根剪蔓，诛其奸逆矣。未闻褒一大善，赏延于世，复及其乡，终始如一者也”，意思就是我听说陛下你易怒，动不动就喜欢株连，就从未听说陛下您去奖励一个好人，即使是奖励了，第二天就将他当作奸佞给处死。这句话的潜台词很是明显，就是指责朱元璋不会当皇帝，总是赏罚不明，是拐着弯的骂朱元璋嗜杀成性，滥杀无辜。
试想，一个连皇帝都敢直白批评的人，解缙的刚直可想而知。当时的解缙，只要是自己看不惯的事情，不管是谁，就是上去怒斥，是丝毫不给他任何面子，比如解缙就曾当着尚书沈潜公开指责兵部僚属玩忽职守，弄得沈潜是颜面尽失。再如解缙认为御史袁泰贪赃枉法，因此就代御史夏长文革疏《论袁泰奸黠状》，历陈其蔑视朝纲，贪赃枉法，陷害忠良等种种罪行。可以说，解缙的刚直的性格，是让他得罪了一大批朝中的权贵，这些权贵皆对其是恨之入骨，欲除之而后快。
此时，那些权贵为了除掉解缙，是纷纷向朱元璋行诬告之事，这时朱元璋虽有心重用解缙，但无奈的是朝中文武有近乎一半都对解缙有意见，所以朱元璋为了保住解缙，只能是将他罢职，让他回家面壁思过。洪武二十四年（年），朱元璋召解缙父亲进京，对他说道“大器晚成，若以尔子归，益令进，后十年来，大用未晚也”，让他领着解缙回到老家吉水思过，等磨平性格，十年后再回到朝中效力。
就这样，解缙回到了吉水，洪武一朝都再未入仕。
到了建文朝，初因御史袁泰的诬告，解缙并没有得到重用，反而还被降职，被贬为河州卫吏。直到建文四年（年），在礼部侍郎董伦的推荐下，解缙才被召回京师复职，任翰林待诏，并与十一月任内阁首辅（此时的内阁首辅非彼内阁首辅，与嘉靖、万历年间的内阁首辅相比，此时的内阁首辅只是一个秘书，只是负责给皇帝提供政务上的处理意见，并没有执行和决策权）。
靖难之役后，解缙并没有方孝孺那般，誓死效忠建文皇帝，而是选择投靠朱棣。在这里，不得不说，解缙虽刚直，但一旦真正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他却似乎就再也不在乎什么刚直不刚直了，变得有些猥琐了起来。在朱棣破城在即，当夜，解缙、王艮、胡广等人相约来到吴溥家中，此时解缙是一副视死如归的忠臣形象，他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说道：“城破之时，就是他在文庙自缢之时”。如若没有之后的事情发生，我这里倒真的想说解缙，您真的是好样的。
但是，事实上，解缙最后的行为，却真的是让人有所不齿。在从吴溥的家中出来后，解缙并没有前往太庙，反而是以百米冲刺般地跑到了朱棣的大营中，向朱棣表示自己的忠心。角色转换如此之快，真的是让人叹为观止，此前信誓旦旦地说要去文庙自杀的事？此时早已被解缙抛之脑后。
当然，解缙的投靠，虽让他被人有所不齿，但是因其才学，是十分深得朱棣的器重，虽丢了名声，但却赢得了荣华富贵。对于“天下不可一日无我，我则不可一日少解缙”的朱棣而言，朱棣是将其视为自己的肱骨之臣，并加以重用，此时的他是一路直升为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进文渊阁参与机务，地位与六部尚书同等，成为整个王朝最受朱棣信赖的一批人。
但是，此时的解缙虽被重用，可是八年的面壁思过却似乎并没有改变他那太过刚直的性格。这时的解缙依然就是见到不爽的就一定要过去干，依旧是刚直无比，只要自己认为是对的，他就会毫无顾忌地去做。
而正是因为这种刚直，埋下解缙早死的种子。
解缙刚直没有错，如若这种刚直只是在与群臣的交往中表现出来，这并没有错，毕竟对于皇帝而言，刚臣在朝堂之上还是很有用的，可以以振朝纲。但是，如若这种刚直是被用在皇家的家事上，其结局就只有一个，那就是毁灭。
解缙之所以会落了个冻死在雪中的结局，究其原因在于他太过深入朱棣的家事之中。历来，不管是谁，只要太过深入到皇族的家事中，他就不会有什么好下场，比如曹魏时期的杨修，他之所以会被曹操所杀，其根本原因就是他太过深入曹丕与曹植的夺嫡之战中，被曹操认为他的存在影响来曹家子弟之间的亲情。所以，聪明的臣子他们从来都不会太过深入的掺和到皇家的家事中，他们知道干预皇家的家事，虽有可能让他们获得更大的权力，但更多的却是会让他们家破人亡。
自朱棣荣登大宝后，对于太子的人选，他曾是陷入长时间的犹豫不决中，他一直在嫡长子朱高炽与嫡次子朱高煦之间反复徘徊着，不知如何选择。首先朱高炽，身为皇嫡长子，他是最有资格继承皇位，成为储君的，但是对于他，朱棣却不是很满意，因为他的身体实在是太弱，是只会文而不会武，跟朱棣是一点都不像，因此朱棣并不太想立他为皇太子。而反观朱高煦，他却跟朱棣很像，是勇猛无比，战场上也是所向披靡，因此是深得朱棣的喜爱，朱棣也一直想将皇位传给他。
但是，当时朱棣虽钟意朱高煦，可是群臣们却都支持立朱高炽为储君，因为朱高炽是仁义之主，让他继位于国于民皆是有利的，而朱高煦却是一位行事无法度的主，让他继位，只会让国家陷入动荡之中。由此，当时的群臣们是极力反对立朱高煦为储君。
就在这时，不知该如何是好的朱棣就召见解缙前来，希望他能给自己一个答案。按理说，对于这种皇帝私底下询问储君人选的事情，只要稍微有点政治敏感度的官员，他们都知道该如何回答，那就是避而不谈，一切全凭皇帝做主，只有这样才是最佳选择。但是，解缙显然不知道，此时在朱棣询问他储君人选一事上，他就直白地说道：“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立朱高炽为储君。
这时，朱棣听后，并未作出反应，只是默不作声，并不打算立刻做出决定。按理说，这个时候即使解缙支持朱高炽，他也不该再说下去，毕竟第一次说只算是建议，如果再说，那就是算逼迫了，而这对解缙而言，是没有任何好处的，只是朱棣并不明白。此时的他，依旧是固执的请求朱棣应该立朱高炽为储君，并反复地叩头说：“好圣孙”，提醒朱棣如果立朱高炽为储君，那大明至少可以保证二代昌盛。
或许就是因为解缙的这句好圣孙，最终是让朱棣下定决心立朱高炽为储君。也就是如此，夺嫡失败的朱高煦对解缙那是恨之入骨，欲将其除之而后快。
而就是朱高煦的报复，最终让解缙是走向了末路。
永乐八年（年），朱高煦以解缙入京不朝拜朱棣，而是会见朱高炽为由，诬告解缙有不尊朱棣与谋逆之心。但是事实上，在当时解缙之所以不去见朱棣，那是因为朱棣当时并不在南京，而是在北方，所以解缙只能是去见太子。然后，正在解缙回任地之时，好巧不巧，朱棣就回京了，而此时解缙并不知道。朱高煦就是借着这个空隙，去行诬告之事。
试想，朱棣本来就是造反上位的，再加上他本人又是生性猜忌之人，所以听说解缙居然在与太子谋划着什么，他自然就是大怒，秉着宁杀错，不放过的精神，他是立即下令逮捕解缙。要知道，此时的解缙在被逮捕前，他还在为朱棣一朝出谋划策，当时他见赣江两岸旱情严重，便上疏请凿赣江通南北，引水灌田。只能说，帝王家真的是一个绝情的存在。
试想，解缙入狱后，朱高煦岂能放过他？其是拼命的折磨于他，让他生不如死。就这样，到了永乐十三年（年），随着朱棣一句“缙犹在耶？”，解缙被活生生的冻死在雪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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